*ST高科「三方均权内讧」

*ST高科前身为"中国高科"，曾以教育、地产等业务为人所知。因近年营收规模持续低于3亿元且净利润为负，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（*ST）。在业绩承压背景下，公司成为资本运作与并购重组的高关注标的。

2025年12月，湖北长江世禹芯玑半导体（由上海世禹持股33.4%、东阳半导体持股33.3%、长河科技持股33.3%共同控制）以约12亿元完成对上市公司的间接收购。交易完成后，公司实控人变更为东阳国资办、孙维佳、梁猛、贺怡帆、曹龙等多方，形成典型的"三方均权"结构——没有任何单一主体拥有压倒性表决权，控制权高度依赖各方一致行动。

收购方以约12亿元拿下控制权，却未形成单一强势实控人，而是通过东阳国资办、孙维佳、梁猛、贺怡帆、曹龙等多方共同控制。这种"均权"结构在蜜月期看似平衡，实则脆弱——一旦各方利益分化，任何决议都需重新博弈，缺乏最终裁决者。

2026年7月14日，曹龙、贺怡帆因涉嫌挪用资金被东阳公安刑事立案。仅两天后（7月16日），董事会即审议通过罢免二人职务的议案——值得注意的是，曹龙、贺怡帆本人投下反对票，但其余董事形成多数，议案通过。刑事立案成为对手方发起罢免的"合法性支点"，将治理争议与刑事案件捆绑。

8月3日临时股东大会上，罢免议案以99.86%的同意票通过，孙维佳接任董事长。如此高的赞成比例，显示曹龙、贺怡帆一方在股东层面已失去支持基础，三方均权格局正式破裂。

被罢免后，曹龙、贺怡帆未就此认输，而是于9月22日向北京顺义法院起诉，请求确认7·16董事会决议及8·3股东会决议无效、不成立或予以撤销。案件已被立案。这把战场从"公司董事会"拉回到"司法机关"，使控制权归属进入法律不确定期。

本案是"均权并购后内爆"的典型样本。它揭示了一个反直觉的事实：控制权收购若能形成单一强势实控人，反而比"三方均权"更稳定。均权结构缺乏最终裁决者，一旦各方理念或利益分化，每一次重大决策都可能成为博弈引爆点。

刑事立案成为本案的关键变量。它既是罢免发起方的程序支点，也把公司治理争议与司法侦查绑定，使博弈复杂度陡增。对后来者而言，这提示"资本运作"与"合规底线"的边界——以资金腾挪获取控制权的交易结构，可能反噬控制者自身。

"股东会高票罢免+反向决议诉讼"的组合，体现了A股控制权争夺的新趋势：战场正从董事会扩展到法院。决议效力诉讼（无效/不成立/撤销）成为失势一方"翻盘"或"拖延"的常规武器，使控制权归属长期悬而未决，损害的是公司本身与中小股东。

叠加*ST状态，本案还提示：业绩持续恶化的"壳"公司，往往是控制权争夺与内讧的高发地。资本方在入主前若未就控制权分配与退出机制达成稳固约定，极易在入主后陷入"赢了收购、输在治理"的窘境。

2026年7月14日，时任董事长曹龙（1993年生）与贺怡帆因涉嫌挪用资金被东阳公安刑事立案。7月16日，董事会（曹龙、贺怡帆投反对票）审议通过罢免二人职务议案；8月3日临时股东大会以99.86%同意票通过罢免，孙维佳接任董事长。从立案到罢免落定不到一个月，对手方借刑事程序支点迅速完成治理更迭。

2026年9月22日，曹龙、贺怡帆向北京顺义法院起诉，请求确认7·16董事会决议及8·3股东会决议无效、不成立或予以撤销，案件已立案。这意味着罢免的法律效力进入待定状态，控制权归属短期难以落定。与此同时，公司因2026年上半年营收3151万元（同比-34.41%）、归母净利润-924万元（同比-101.09%），仍处于*ST状态，治理风险与退市风险相互交织。

评价：*ST高科把"均权并购"的脆弱性暴露得淋漓尽致。它提示资本运作的一个常被忽视的真理：控制权不是"买到手"就稳了，收购结构设计本身就决定了日后是稳固还是内爆。三方均势看似平衡，实则没有最终裁决者；一旦刑事风险引爆，平衡瞬间崩塌。该案后续走向，取决于刑事案件侦查结论与法院对决议效力的认定，值得持续跟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