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新动力「三方夺权」

ST新动力的控制权格局源于一场司法拍卖。公司原大股东的股份因债务纠纷被司法处置，南昌达亿投资有限公司、天津腾宇高通信息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及自然人方海云分别通过司法拍卖竞得股份，三家持股比例相近，无任何一方能单独控制公司。

在此背景下，三方于2024年10月签署了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，结成股东联盟共同控制公司，核心约定为：三方在股东会上保持一致行动，若意见不统一，以天津腾宇的意见为准。此时三方关系处于"蜜月期"。

然而，2025年8月18日，天津腾宇与南昌达亿之间又签署了一份《表决权委托协议书》，约定天津腾宇将其表决权委托给南昌达亿行使。这份协议在性质上与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产生了根本性矛盾——如果表决权已经委托给南昌达亿，那"以天津腾宇意见为准"的一致行动条款就失去了操作基础。

ST新动力案的核心不在地头蛇或门口的野蛮人，而在于两份法律文件之间的"自相矛盾"。2024年10月的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约定三方结盟、以天津腾宇意见为准；2025年8月的《表决权委托协议书》则约定天津腾宇将表决权委给南昌达亿。问题在于：如果天津腾宇的表决权已经委托给了南昌达亿，"以天津腾宇意见为准"的一致行动条款如何执行？反之，如果一致行动条款仍然有效，天津腾宇把自己意见"外包"给南昌达亿是否构成了对一致行动协议的违反？

两份协议的存在本身即说明：三方联盟在2024年建立后迅速出现了裂痕，南昌达亿试图通过表决权委托来架空天津腾宇的一致行动领导地位。而天津腾宇为什么签署了这样一份"自废武功"的协议，至今成谜——可能是被误导、被施压，或者协议本身存在效力瑕疵。

1月20日的临时股东大会是矛盾的总爆发。当天审议《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》时，南昌达亿委托代理人现场出席，声称依据《表决权委托协议书》代表天津腾宇投票。但天津腾宇方面不认可该委托的效力，质疑南昌达亿的投票资格。方海云作为第三方，面临选边站的困境。股东大会现场出现了罕见的"投票资格之争"——不是关于投什么，而是关于谁有资格投。

内部投票权纠纷最终引来了监管介入。2026年4月10日，证监会对三方股东同时立案，理由是指控其"持股变动信息披露违法违规"。这一立案动作的信号非常明确：监管层认为，三方股东在持股变动和表决权安排过程中可能存在信披违规，需要查清。但更深层的含义是——当公司内部治理完全失灵时，监管介入是最后的秩序维护手段。

ST新动力案在A股控制权争夺历史中开辟了一个全新类型——"联盟内爆"型。以往的控制权争夺多为"攻方vs守方"的二元对立模式，而本案的框架是：三方先结成联盟夺取控制权，然后在联盟内部再爆发争夺。这呼应了博弈论中的一个经典命题："囚徒困境"——在联盟缺乏强制执行机制的情况下，每个成员都有动机背叛联盟以获取更大利益。

两份相互矛盾的协议是本案最大的看点。在法律实践中，《表决权委托协议书》和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如果内容冲突，如何确定效力优先级？目前的规则体系并未给出明确答案。南昌达亿的"双重协议"策略——先签一致行动协议稳住联盟，再签表决权委托架空对方——在操作层面相当"聪明"，但在法律和道德层面都值得商榷。

证监会以"信息披露违法违规"为由立案，是一个聪明的切入点——监管层避开对两份协议效力的直接判断，而是聚焦于持股变动是否及时、准确披露这一更确定的事实。这提示所有控制权争夺的参与者：违规信息披露是最容易被抓住的"辫子"。

无实控人状态虽然暂时避免了任何一方独大，但也使公司陷入治理瘫痪——重大决策无法通过，融资、并购等战略动作无法推进。这是一种"所有人都在输"的均衡状态。